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感觉做人那么难呢

2017-04-10 14:09 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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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王好不容易谋得一份工作,想好好干一番事业。没想到,他抢着为办公室打开水,有人说他是为了提升;他给领导出谋划策,有人说他显摆;他受到表扬喜形于色,有人说他肤浅,表扬他若无其事,有人说他故作深沉;开会话多了,说他热衷于表现,开会保持沉默,说他城府太深;他赞美别人是天生爱奉承,他从不赞美别人是目空一切自我中心;他笑多了是轻薄,他不笑有人说他苦瓜脸;同事闹矛盾他去调解是多管闲事,他不调解是袖手旁观心机叵测……“唉”,他身心疲惫,直感慨:“做人真难!”

  中国式的人格只有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才能体现,自我与他人的疆界模糊不清。

  “做人”这件事是带有浓郁传统风味的中国土特产,说白了是指接人待物的处世之道。西方文化中就找不到相应的固定词汇,在英语里只有“to be”(成为你自己),这有存在主义味道,和“做人”还隔了一段距离。小王“做人难”的感慨,其缘由是与中国人的人格构成分不开的。

  中国文化没有西方那种建立在自我意义上的抽象人格,它不倾向将个人从社会关系抽离出来进行自我反思。中国式的人格只有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才能体现,自我与他人的疆界模糊不清。“仁者人也”(《中庸》),这是中国文化对“人”下的最为经典的定义。“仁”字从“人”从“二”,亦即是说,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,才能对其中一方定义。在传统中国,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包括: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。中国人的人格构成中既然含有很重要的他人成分,那么也就产生了在别人面前“做人”的概念。

  中国人的人格系统把“人”两分为“身”与“心”,文化上用观念形态表现出来,分别是道家与儒家。

  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认为,中国人的人格系统把“人”两分为“身”与“心”,文化上用观念形态表现出来,分别是道家与儒家。儒家可以说是“心学”,道家则是“身学”,二者互为补充,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倾向。

  中国人一般比较“人情味”:不轻易拒绝别人的要求,急人所难,忘我地为朋友办事,甚至自己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。这恰是“心”的表现,它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照,关照的对象就是彼此之“身”,所以中国人打招呼就是:“吃了吗?”或者“别来无恙?”这种心的灵犀由一人之身发出,到达对方之身,正是“仁”最要紧的元素。儒学也是“仁学”———这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正统,也是一般中国人的常态所显露的一面,所以中国人讲究“心心相印”、“将心比心”,处处以对方为重。

  而道家是反对二人关系而主张“一人”之身的。“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,神得一以灵,谷得一以盈,万物得一以生,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;其致之,一也。”(《老子。法本第三十九》)在老子心目中,万物都是从这个“一”派生出来的,像仁义一类的东西只是末流,最好能够直接掌握到天地还未作二元分化之前的那个“道”。

  儒道处世原则上的矛盾造成了中国人人格的双面性因素,这也是“做人难”的根本原因。

  其实,道家式的偏重个人,目的仍在于保身养身,希冀“天地与我并生”。这种目的是现世的,甚至是自私的。它反映的也是文化深层中个体爱惜皮毛、明哲保身、不要好出头的倾向,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就是活命哲学和乌龟哲学。

  如老子所言“反者道之动,弱者道之用”,这套哲学亦包括如何利用二人关系,用“忘其身”的姿态来作为“利吾身”的伎俩。不少传统士大夫“退隐终南”,也不过是宦海失意后力图东山再起。中国人往往养成“多吃一点亏”的习惯,方便以后在对方面前“吃得开”,吃亏倒成了使自己得益的方法。这个倾向甚至堕落成一种阴谋术,即如何利用欲取先予、欲擒故纵、欲贬先扬、以退为进的方式去算计别人,达到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目的。

  因此,在阴阳调和、儒道合用的中国文化里,才会一方面出现“忘我无私”的姿态,另一方面又存在难以说清的“私心”。儒道处世原则上的矛盾造成了中国人人格的双面性因素,这也是“做人难”的根本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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